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谈稳定币

本文来源：新浪财经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于7月10日在京举办第五届“智荟中欧·北京论坛”，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云来最新演讲

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邀请出席本次讨论会，与马磊书记交流时提及，“中欧”，中与欧哪个字都去不掉，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必要，现在地缘政治愈发复杂，但是中国和欧洲人民的友谊还是要长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直活跃在教育、经济发展的前沿。

学校在当前形势下提出议题：全球经贸格局的重构之下，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有幸来参加这个讨论，提出一些思考角度。从宏观、长期来看看有哪些应该考虑的因素，以期系统地认识未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不妨从历史维度审视世界发展的脉络。

距离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80载。向前追溯，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年也已过去 110 余年。透过这一长周期，全球发展的整体态势清晰可见：图中以蓝线代表产值、红线代表人口，会发现全球人口持续增长，而经济与生产的发展速度更为迅猛，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不断攀升，排放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接近 400 亿吨，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值得关注的维度是能源效率的变化：单位产值能耗虽已实现系统性下降，但人均能耗仍在持续增长。这是全球发展的基本模式决定的。

从历史数据来看，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5%，名义 GDP 年均增长 7%；若扣除 3%-4% 的通胀因素，实体经济年均实际增速约为 3%。这些数据既揭示了长期趋势，也是我们当前所处阶段的关键发展变量。

气候变化

另一个需要重点认识的问题，其实我此前已埋下些许伏笔，那就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相关记录可追溯至1850年，为了让大家更易建立时间关联，不妨参考这样一个节点：1851年，世界首届工业博览会在伦敦举办，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工业时代的开启，与气候记录的起点相去不远。

从数据来看，最上图红色曲线代表每年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蓝色曲线则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单位为PPM）。记录初期，二氧化碳浓度约为285PPM，如今已超过400PPM，较初始水平增长了50%。这一增长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全球气候变暖——中间第三幅图的橙色曲线所示的全球平均气温变化，与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趋势几乎完全同步。

科学界已有明确推论：若全球二氧化碳浓度较工业革命前翻倍，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3℃。当前浓度已增长50%，恰好是“翻倍”的一半，而实际气温也已上升约1.5℃，与理论推论高度吻合。世界气象组织曾指出，若不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就可能上升3℃，较目前再升高一倍；也就是说，过去因浓度增长50%而升温1.5℃，若放任排放，未来将再增1.5℃。

这一变化与历史上的气候波动有着本质区别。尽管地球历史上曾经历冰河期与暖期的交替，气温波动幅度甚至超过1.5℃或3℃，但那些变化由自然因素主导——例如地球公转轨道的周期性偏离，由此引发的冷暖交替往往以千年为尺度。而当前的气候变暖，其驱动因素与后果均截然不同：若不消除人为排放的根源，气温上升的趋势将难以逆转，不具备自然恢复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发展经济是希望生活得更好，面对这样的气候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地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适宜生存的地方，连家园都没有了，这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可历史上，欧盟是积极推动气候治理减少碳排的重要参与方，可是很遗憾，或许是因为经济发展低迷，目前态度有点模糊了，气候问题应该还是我们双方乃至全球各国合作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再看看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

从全球贸易总额（出口与进口之和）来看，目前这一数值已达到49.2万亿美元，出口与进口大致各占一半。采用进出口相加的统计方式，是因为对参与贸易的各国而言，出口与进口均是其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更全面地反映全球经济的互动程度。回溯至6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数据相对易获取），全球贸易规模已实现长足增长；若从贸易总额占世界经济产值的比重来看，更是从当时的20%左右提升至如今的近50%，可见贸易始终伴随全球经济同步发展。

不过，2000年后全球贸易曾经历一段高速增长期，直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贸易与产出同步扩张的势头似乎遭遇瓶颈。这一变化的成因值得探讨，即使在我们聚焦讨论未来的时刻。

从全球贸易的区域构成来看，若将其划分为非洲、亚洲（含中国，即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合计为完整亚洲板块）、北美（含美国）以及欧洲等板块，观察过去30年左右的经济变动，或许能为未来发展提供线索。这一数据既呈现了当前的格局，也隐含着格局形成的历程——其核心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提炼基本特征，进而思考可采取的行动。

从相对比例来看，欧洲在全球贸易中仍占较大份额；中国的贸易规模虽已十分可观，但与欧洲相比仍有差异；同时，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体量约为中国的两倍。明确这些数值比例关系，将为我们后续的分析提供重要参考。

从贸易净额角度观察，零轴以上为净出口国家（贸易顺差），零轴以下为净进口国家（贸易逆差）。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亚洲与美国的贸易格局随时间推移发生显著变化，中国的顺差规模呈现系统性增长。截至最新统计年度，中国的贸易顺差达1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为1.3万亿美元，两者差额为0.3万亿美元——这一数值恰好与全球整体贸易差额相当。这意味着若剔除中美两国的贸易收支，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基本处于平衡状态。这种结构性特征的成因值得深入探究：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由来已久，尽管贸易摩擦反复上演、相关讨论持续不断，但逆差规模其实仍在扩大。

关于美国的贸易差额问题，我最初的分析是：美国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属于净出口状态，同时其海外投资收益（如股息、利息等）也形成顺差——从国际收支角度看，这两项本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商品贸易的逆差。但实际情况是，它们的规模远不足以覆盖商品贸易的缺口。后来我注意到一组更值得关注的数据：美国每年新增的债务余额持续扩大，这直接反映出其已联邦政府债务为代表的总体负债水平在系统性上升。尽管债务规模的波动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新增债务的底线（即年度最低增量）一直在不断抬高，这一趋势远比短期波动更具标志性意义。

我们不禁思考：美国债务为何能持续增加？这或许与其议员代表制度密切相关——议员们围绕债务上限的争议，本质上是在讨论是否满足持续增长的支付需求，而这种需求的背后，是对各自选民利益的维护。尽管这一线索尚不足以完全解释债务攀升的根源，但至少揭示了一个现象：联邦政府借债用途中占比不小的公共采购（含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可能推动着债务水平不断走高。

这种债务增长背后的需求，可能也反映了美国内部经济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出口导向战略不断升级产业与制造能力，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供应者，而美国事实上一直在扮演需求方的角色，只是在供应者的选择上出于物美价廉择优而购的原则而发生了转移。从经济逻辑来看，这种选择是对供应能力的信任，反方向看生产者卖给美国，则是对其支付能力的信任——若美国缺乏支付能力，便不会有持续的商品输入，这种供需关系也从侧面折射出地缘经济中的相互依存性。

从美国进口关税的长期历史轨迹来看，自1890年至今的变化颇具启示性：1890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关税水平呈系统性下降趋势，这一阶段恰好伴随其经济的蓬勃增长，成为一段标志性的发展历程。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较低的关税壁垒也事实上面对全球打开了其进口市场，使有能力的供给方，包括中国在内的，提供出口拉动经济提供了机遇。

但当前的关税政策却呈现出显著的逆转态势，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保护主义模式。这种政策转向真能带来预期的好处吗？事实上，贸易的本质是自愿交易，并非强制行为。若想仅凭提高关税就将制造业吸引回国，是对短期重建复杂供应链体系难度的完全忽视，市场主体是否有足够意愿响应也存疑。

相较之下，这种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更像是“美国优先”减税政策的延续——与其说能实现产业回流等目标，不如说更多是服务于特定的政策逻辑与利益群体。

美国债务规模的扩张需求始终存在，而减税政策本就与这种需求存在矛盾——尽管减税符合企业主的利益，但公共开支的刚性压力并未因此减弱。在这种背景下，加征关税更像是一种政策资金来源的置换：希望将国内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为外国进口商，从而为本土企业“减负”。

这种政策向选民传递的信号是“成本由外国承担”，但现实逻辑显然并非如此：关税的最终承担者其实是美国消费者。关税一旦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大概率最终是会上涨，美国消费者将为此买单。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本土企业也可能借机跟风提价，既然无需通过技术革新或效率提升就能维持利润，企业自然缺乏改进动力，最终所有成本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至于消费者能否看清这一政策背后的利益链条，恐怕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这张图表展示了1976年至2024年间美国海外资产存量及其收益率，与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存量及收益率的对比情况。数据显示，美国对外投资长期保持着5%-10%的较高回报率，这与美国投资机构的全球竞争力相契合——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布局与实力基础确实支撑了其能做到较复杂或偏高风险的投资，从而获得更高收益水平。相较之下，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回报率略低，但两者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前后，两类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均在8%-9%左右，而如今则呈现系统性下降。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回报率递减现象，或许已让我们窥见未来趋势的一角，也折射出一段系统性的历史轨迹。值得思考的是，这种递减是否与过度积极的增长政策相关？当政策刺激的规模不断扩大，边际效率难免下降，这可能是导致回报率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不妨再谈谈货币问题。

结合前文提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中国产业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系统性发展，在货币领域理应拥有更多机遇。从贸易实践来看，货币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支付媒介——它可以是纸币、金属货币，或是美元、人民币等具体币种，本质上是交易过程中的中间载体：卖出商品收取货币，再用货币购买消费品或生产原料，完成价值交换的闭环。

从当前全球外汇储备存量的货币分布来看，美元占比约50%，欧元、英镑、日元等币种则呈现“一大多小”的梯队特征，即除欧元外的其余货币占比多在10%以下。这一格局引发思考：从全球贸易视角出发，未来的结算货币体系会走向何方？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货币逐渐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任何国家的货币都与本国经济政策深度绑定，而政策的外溢效应会通过货币交易传导至全球：当你使用某国货币进行跨境交易时，其国内政策波动可能直接影响你的利益。

尤其是美国现政府时期，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甚至不排除其刻意放大了系统预期的波动性。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体系，“国家信用是现代法定货币的核心”，依赖确定性——若货币价值波动不定，交易主体便难以规划，这与贸易的信用逻辑相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日元曾剧烈波动（大幅升值后又快速贬值），曾让许多生产与贸易企业蒙受重大损失，这也说明“币值稳定”本身已成为贸易正常开展的系统性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稳定币的兴起是否应运而生？对贸易从业者而言，货币的核心诉求是稳定性——避免“今日收美元、明日大幅贬值”的风险。当然，王总在这一领域是专家，我更多是从贸易实践角度出发：无论货币形态如何演变，只要能保持币值稳定，减少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就是符合贸易需求的选择。

从金融视角来看，我所理解的稳定币应该是既不同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也有别于传统法定货币。它本质上是一种经过创新设计的代币，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有法可依的金融市场管理方法，将影响币值的各类因素纳入一个类似“投资组合”的框架中，进行主动且系统化的调控。

稳定币的核心目标有两点：一是维持币值稳定，二是确保交易效能——比如实现快速清算。这与传统交易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过去依赖银行系统、信用证（LC）或跨行转账时，往往因跨地域跨国别跨机构流程产生诸多摩擦，而稳定币的设计正是为了突破这些局限。

在当下的新时代背景下，市场对高效、稳定交易媒介的需求日益凸显，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技术思路也带来了启发——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组合式代币的管理模式，或许能构建更优的支付工具。具体而言，需要专业的金融团队将价格波动等变量系统地纳入管理体系，最终提供一种高效、低波动、高安全性的货币形态。这一思路与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存在某种呼应：货币未必专属国家，私人也可能参与供给，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并维护货币价值的信用

不过，当前语境下的稳定币与“私人货币”仍有较大距离。更现实的路径可能是由规模较大、透明度高的国际性机构发行，其运行算法需公开可查——这与比特币的匿名性截然不同，稳定币需要通过“显名化”建立信誉，包括清晰披露清算机制、抵押资产构成或具体币值管理方法等。最终，稳定币的价值需由实际应用效果检验：若能持续保持稳定与高效，便可能凭借“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效果，逐步成为全球共识的交易基础一部分。

发展机遇

下面，我整理了按区域划分的人口与产值数据，希望以此为标尺，探寻潜在的发展机遇。

例如，非洲人口已从过去的5亿增长至15亿，成为极具潜力的市场。以光伏产业为例，非洲原本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而光伏板与蓄电池的组合能快速提供稳定电源，其电价仅为传统火电的一半，且实现零排放，恰好契合全球对“守护地球家园”的需求。在这一领域，中国不仅拥有丰富且具竞争力的产品，更储备了系统工程师与技术工人资源——面对非洲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无疑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潜力。

尽管全球贸易可能面临瓶颈，但商机依然存在。若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倒逼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国凭借强大的生产能力、运输网络与人力资源（数亿工人与工程师），仍有望在重组中占据优势——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发挥这些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开拓市场的逻辑与逛商店类似：消费者乐于发现新商品，但反感店员过度推销。同理，在全球市场推广产品时，需避免急于求成，注重建立长期信任。

从新能源产业的历史轨迹与现状来看，其市场规模的增长潜力清晰可见。“绿色出海”领域已呈现积极态势：光伏组件价格持续下降，出口量稳步上升；电动汽车等产品同样直击全球发展的痛点，既推动绿色转型，又更便宜满足出行需求，堪称难得的机遇。事实上，这些产业的成本在过去十余年已下降70%-80%，这种成本优势为进一步拓展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全球人均产值与创新指数的分布来看，2016年至2023年间中国的排名变化显著：在创新领域的努力使其进步远超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也持续提升。这些成果不仅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更奠定了克服各种困难的信心。

从全球经济分层来看，高、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产值存在明显差距，不同类型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各有侧重。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即使跨越门槛相对不再高不可攀，但发展核心仍在于通过行业创新与系统性提升实现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化解历史积累的产能。

面对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最理想的路径可能仍是在世界舞台上拓展发展空间——当然这需要更成熟的谈判策略与沟通智慧。正如“双循环”战略所强调的：对内通过产业升级、质量提升消化内部问题，对外则需打好“国际牌”，释放系统性的外溢发展潜力。中国的优势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提升经济水平具有实际价值，若能让更多国家认识到这种互利性，便能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中国的经济也能在互利中迈向新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