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为当代人种下了怎样的因果？

作者：殷岳

特朗普2.0之下 那些惊慌失措的年轻人

这周开始，洛杉矶的暴乱又成了美国最大的新闻，而上周人们还在讨论哈佛国际学生的去留。再之前大家还在关注中美关税谈判。感觉关税已经很久远了吗？特朗普挑起贸易战也不过4月初。

特朗普2.0至今不过半年，就已经发生了特朗普VS泽连斯基、特朗普VS国际贸易、特朗普VS中国、特朗普VS哈佛、以及如今的特朗普VS加州。如果说贯穿特朗普1.0的关键词是“不确定性”，那特朗普2.0的关键词更像是“失序”——不确定性至少还锚定着一版更加合理的路径，而“失序”则连理想的样本都不再有。一切的发生都和既往规则无关，而且下次依然会出乎意料。

美国对华关税飙升到145%时，一位服装品牌创始人告诉我，他们原本花了一年时间布局生产线和团队，希望2025年大幅进军美国市场。即便2024年大选时已做过关税预案，但现实的凶猛超越了所有准备。公司的出海战略被一纸政令绞杀后，布局成本全部沉没，还要面对解雇赔偿等一系列手续。受影响的员工更是要在刚工作一年后重新求职。

而当中美达成关税协议后，145%的关税就那样凭空降低了。我问那位创始人是否打算继续出海美国，他只是笑了笑说：“从长计议。”

美国媒体在关税谈判后的报道中也提到，美国市场的反应也只是“谨慎乐观”——未来的惊涛骇浪仍不可测。

公司尚有抗风险能力，留学生们才是真的无助。一些美国学校在线上讨论会中，甚至建议国际学生不要用真名，并关闭摄像头。

在美国知乎Reddit上，一则“有没有国际学生放弃来美读书”的帖子下，充斥着各国留学生的无奈控诉。一条高赞回复说：“这里只有压力，因为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认为带有其他目的”。另一位已经拿到签证的用户表示自己考虑转学欧洲，因为担心入学后签证被吊销。

我对话的一位在美中国留学生说：“大家都提心吊胆，夹着尾巴活着。”他说得很平静，没有怨恨或愤怒，只是一种凛冬前的蛰伏感——如同动物在危险来临前本能地趴伏。不同学校的同学都认可这种“闷声活着”的情绪：“上课时大家都低着头，尽量不参与观点性太强的课堂讨论，校园活动也不主动参加。”

这种惊弓之鸟的姿态不仅让人心痛，更让人遗憾。美国大学的竞争环境最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当小透明等于放弃学校的机会资源。但谁又能怪罪这些学生呢？断臂求生，大概是当下最务实的活法。

在我们语音通话的最后，这位留学生一再恳请我不要透露任何个人信息，连东西海岸都不想说明，甚至连化名都不要起。似乎任何一点关于个人身份的提及，都会引来灭顶之灾。

当前洛杉矶的兵荒马乱，很多人在自己的赛道上都体验过了不同的版本。

从断裂的秩序中坠落：一代人的无助与沉默

其实关税调整常有，签证风向也时有变化。但政治的剧烈转向，才是普通人最无从躲闪的风暴。成长于和平与秩序时代的人，早已习惯用一套既有的因果逻辑来理解世界：跨文化发展能激发新的优势，发达经济体会带来更广阔的机遇，名校的学历能解锁世界的机会……

可如今，这套因果链在几代人的眼前崩塌了——别国背景成了“其心必异”的原罪、商业活动变成了国家安全的隐患；而那些走向国际的精英个体，反而是最先被绞碎的浮萍。

曾经的秩序并非完美，甚至说它千疮百孔都不为过。但当人们尽情调侃“世界是草台班子”时，却忘了自己原本也在这套秩序中流动。旧秩序轰然倒塌，新规则却迟迟未至，个体的努力如同断线的木筏，只能被暗流带着沉浮。

这很像心理学定义的“习得性无助”——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这一理论揭示了一个关于我们思维模式的事实：“无助”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当个体的努力无法影响事件的结果时，无助感便会产生。当个体一次次的努力都没能带来改变，无助感一次次被加强，会导致个体彻底放弃希望，不再采取行动。

在发现这一心理模式的实验中，塞利格曼用轻微电击刺激实验狗，只要狗能跳过挡板，电击就会停止。实验最后，那些没能跳过挡板的狗，只能一动不动地趴着被电击。哪怕放归自然环境后，它们对零食、拥抱和抚摸都变得无动于衷。

在对鸽子的实验中，塞利格曼发现了同样的心理模式——实验人员在鸽笼安装一个自动投食器。当有鸽子扇动翅膀，恰逢食物落下时，鸽子便建立了“扇动翅膀=食物掉落”的因果认知。但当实验人员将喂食器改为随机掉落模式后，鸽子发现扇动翅膀无法带来食物。鸽子变得混乱慌张。它们扇动得更用力、跳跃得更疯狂，表现出了明显的焦虑情绪。

最后，在与人类志愿者进行实验时，同样的结果再次上演。

这一实验中最反直觉的部分是：积极的结果也会造成无助感。比如一些豪门二代的惫懒、或是意外暴富后的迷失等。这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当努力与回报无关，个体对命运掌控感都会降低，并怀疑自己的价值：如果一切的发生都与我无关，那我本身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而在世界高度全球化的当今，国际政治博弈早已渗透至各个领域。棋子仍然遵守马走日、象走田的规则，却不知棋盘上连经纬都已被扭曲。“因果”的断裂不仅是一种情绪冲击，也是一种世界观的崩溃。正因如此，廉价的情绪价值才会泛滥至此，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重构信心。

无助的一代人与没有神明的庙宇

当习得性无助成为一代人的情绪背景，它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群体性失能。它浸润在一代人面对命运的方式中，渗入每个人对希望、努力与生命的理解里。

美国政治学家Ronald Inglehart 对代际价值观的研究指出，在物质满足与意义追求的抉择中，真正影响人们价值取向的并非简单的经济基础，而是对“生存是否足够安全”的主观综合感受。当国际政治汹涌闯入普通人的生活，打碎了每个人生活的掌控感和安全感，当“现在的努力”无法锚定在“未来的改变”上时，社会便开始自我蛰伏——不再崇尚意义与冒险，而转向生存与回避。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降级。它狡猾地藏在社交媒体的骂战里，流量市场的情绪价值里，以及当事群体的极度沉默里。人们误以为那是愤怒、割裂与对立，但它只是个体对现实的无助。

在这样的状态下，年轻人收起了星辰大海的愿望，转而供奉眼前的温饱，在沉默中堆砌起没有神明的庙宇。

当代人的另一种命运：不是所有沉沦都无路可返

沉沦未必是当代人唯一的结局。塞利格曼的研究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他发现，只要给实验对象哪怕一丝“可控性”——比如一个能随时终止实验的假按钮——即便没有真的使用它，志愿者在试验后反馈的无助感都显著降低。在这版实验中，唯一的区别是人们相信“我尚有力量”。

对动物来说，“习得性无助”也是可逆的。实验人员面对已经习得无助的实验狗时，发现连玩具和食物都无法使它们兴奋。科研人员最终咨询了驯兽师。驯兽师的建议是：“一脚把狗踹出电击区就行。”实验人员照做后，狗愣住几秒，发现电击停止后，竟然重新活跃了起来。

对陷入绝望的狗来说，那一脚几乎算得上某种宗教意义的神迹。

塞利格曼提出：打破无助的钥匙，就是“掌控感”——个体相信自己的行为仍然能撼动现实，哪怕只是轻轻一触。其实“掌控感”本身也是一种赋能，它让个体相信自己有力量。有时这份触动来自他人，但更多时候，门会被我们自己踹开。总之，我们需要的从来不是神迹。

当代人避开走向“沉沦一代”的岔路口，就是在内心找到“踹醒自己”的那股力道，打断自己从时代中习得的无助。它不需要优雅、不需要体面，只需要顽强和相信。即便处于一个失序的时代，我们依然可以直面这个时代的失序。

而那种力道，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在经历时代的坍塌和碾压后所能构建的哲学。我们失去了原有的因果，却也因此被迫踏上未知的征程，去寻找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