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从山巅之城到丛林现实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的中东之行，响彻着鸽子与橄榄枝的声音，这与一个多月前的关税战鼓声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东，特朗普盛赞中东各国“闪闪发光的奇迹”是中东人民自己创造的，而不是西方的干预主义者。相反，几十年来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干涉政策，在中东地区遭遇了惨败，面对未来，“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我也愿意放下过去的冲突，为建立一个更美好、更稳定的世界而努力。我将永远支持和平与合作，永远如此。我相信坐着审判是上帝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捍卫美国，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

中东转向

随着公开话语与密室谈判的展开，美国新的中东政策轮廓逐渐清晰。

一方面，经济合作成为构建美国中东新关系的基石。在访问期间，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美国总统，白袍银骑、超巨红毯、阿雅拉舞齐出，承诺万亿级别对美投资，签署千亿级别具体采购与合作协议。随行的企业巨头，如马斯克、黄仁勋、OpenAI、Google、亚马逊、波音、通用电气、花旗等公司高管等，与当地政府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洽谈，寻找中东各国与美国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契合点。

例如，特斯拉将在沙特建设超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及储能设备，谷歌拟投资沙特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支持沙特的“2030愿景”数字化转型，OpenAI将与NEOM新城合作开发AI驱动的城市管理系统。美国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收获巨额合同，购买数百架波音787“梦想客机”和波音777X客机，并邀请美国公司投入巨资改造当地石油开采与炼化工业。沙特签署的军售协议规模也达到1420亿美元，创出军售协议历史最高。

另一方面，在处理地区争端时，坚持以和谈为主，将战争或战争威胁置于更次要地位。在棘手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问题上，特朗普展现了对阿拉伯各国立场的更多认知，推动沙特等国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叙利亚的政策，从制裁转向给予机会，在会见叙利亚领导人之后宣布放弃制裁。这让叙利亚新政府有了更加宽松的政策选择空间，不是只有靠拢俄罗斯、伊朗以敌对西方作为自己的唯一现实选项。对伊朗，特朗普政府祭出“大的胡萝卜与粗的大棒”，在伊朗对中东影响力大幅降低、国力大幅缩减的前提下，以伊朗放弃核武器为唯一的核心诉求，展开积极的谈判。

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背后蕴含着更加宏大的战略思想。尽管特朗普对此并未详细说明，但非常明显的是，所有的讲话与政策取向都显示出，特朗普试图扭转过去历届政府在全球安全秩序上的基本导向。这样的转向，当然不是心血来潮的无的放矢，在保守主义思想圈内部，早已经有广泛的反省与思考，从早期的亨廷顿、帕特里克•布坎南到近年的米尔斯海默等人，这样的思想脉流从未断绝。

理论背景

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30年，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战略。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在对待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一脉相承。无论是进步主义（民主党政府）还是新保守主义（小布什政府），其支持者都相信历史的终结，认为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工程改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们也不惮于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点。冷战结束后的短短20年里，美国参与了7场战争，战争密度比1990年之前提升了三倍。

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奉为最高价值，誓言保护那些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人。这一原则应用于国际关系，促使自由主义者以进攻型战略行事。如果权利受到严重伤害的人身处他国，就可能促使自由主义政府对该国实施干预。这也就毫不奇怪，进步主义政府执政期间，世界上发生战争的次数更多。

这样的进攻主义策略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的空间与机会被压缩。毕竟，外交意味着，在重要问题上存在冲突的国家之间，需要进行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但自由主义却把它简化成了道德层面的正义与邪恶问题。用特朗普的原话说，“近年来，太多的美国总统都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困扰，即我们的工作是审查外国领导人的灵魂，并利用美国的政策对他们的罪伸张正义”。

如此一来，在某些国家，契合该国生态环境、具备稳定统治能力的政府被西方干预主义者推翻，却又无法建立起符合西方自由进步主义模式的政府，进而引发地区内乱或反扑；在另外一些国家，西方政府以及自由派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IMF、联合国开发署等）迫使当地政府接受西式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经济改造工程，这些政策建议与与此相关的援助、贷款资金，往往浪费于当地的腐败官员与失败的巨大工程上，反而拖慢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前者的例子包括阿富汗、叙利亚等在西方加强干预之后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富裕，反而陷入长期战乱的国家。后者的例子在《白人的负担: 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等描写西方援助的书籍中有大量例证。

社会改造工程之所以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灾难，这通常包含两个关键要素。根据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的分析，第一个要素是，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强制力来实现高度现代化工程设计的威权政府；第二个要素，则是一个缺乏抵抗这些计划能力的孱弱公民社会。也就是说，西方干预主义者要成功的前提恰好是他们拼命要摧毁的，这就注定了，西方干预主义政策很难取得他们期待的成功。

与此同时，他们以自由主义视角理解世界，而非现实主义方式，这在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面前，激起了对方的敌意。

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霸权政策”不仅在冷战后世界是错误的，即使在冷战期间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从东欧到中国，与莫斯科的角力迅速呈现出来。当时，如果美国更开放地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并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谋求在这种关系中的美国利益，结果会好于频繁使用军事力量。

对于承当了国际安全秩序责任的大国，他们必须也应该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国际关系。此时，大国与小国交往的最佳战略是避免卷入其国内政治，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不要侵略和占领它们。换言之，真心实意尊重国家主权，“各国人民有权力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即使这样的道路是（在自由主义者眼中）错误的，美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之鞭的角色。

新秩序

当下，面对中国的崛起，世界局势正向一强一大的两极格局演变。这种变化有利于促使美国政府放弃自由主义的安全观，转而采取现实主义的安全观。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不再专注于多边安全协议，更多从美国利益出发，使用双边主义政策工具。在欧洲，迫使欧洲各国承担自身的防卫与安全需求；在国内，建设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全球，避免轻易对小国发动战争，与各种类型的统治者打交道，以求达成有利于美国的deal（交换或者妥协），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界。

这一原则不能称之为孤立主义，而应称之为保持克制的现实主义。这与19世纪大英帝国之下的保持克制的现实主义如出一辙。在当时，英国对推翻某个地方的传统统治者兴趣不大，但会施加影响。当这些统治者强力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时，英国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击与惩罚，但很少谋求推翻统治者。

换言之，这一思维相信一个国家的变化是逐步演进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与道路，其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与进化，受限于其国内的具体情景与政治动员格局。对这一格局应抱之以达尔文主义的观望态度，等待进化与时间的力量让其逐步有所改善，保持和平与稳定。在此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权如果能够学会与外部世界相处，也必然会推动其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与自由化。

这样的渐进式进步议程，远胜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式立场。当然，特朗普的新秩序，不是向大英帝国全球秩序的简单模仿与回归，而具有新时代下的特点。以这样的国家安全秩序作为设想，那么在全球三个热点地区的政策转向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对此，我3个月前在“喜欢或者仇恨，特朗普主义都在那里”一文中曾经提出简要分析，现在可以略加展开。

首先是中东。大部分中东国家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在经济现代化道路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果美国放弃国家建设主义的干预立场，转而谋求各国和平共处，中东各国与美国的冲突将会显著降低。经过多年战乱，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共处已达成事实默契，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的国力与地区角色也已降低，这为实施美国的新中东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未来若能妥善解决加沙问题，中东几十年的战乱局面有望得到实质性改善。

其次是欧洲。在欧洲面临的考验在于，特朗普所奉行的新政策，与欧洲各国自由主义政府存在相当大的矛盾与距离，要说服各国、或者改革欧盟，难度极高。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没有花费更多时间与努力去寻求弥补分歧，而更多地倾向于冷对多边安全协议，为美国自行其是赢得空间。

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各国承担自我防御的责任，降低美国的负担；另一方面，以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思路对待俄乌战争的调停。

对于俄乌战争，米尔斯海默谴责了西方的北约东扩政策。简言之，北约不该东扩，俄罗斯不该发起战争。俄罗斯“不该”发起战争是从道德层面来谈论的，而北约“不该”东扩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谈论的。特朗普不认同北约东扩，认为此举将俄罗斯逼至敌人位置，并无必要，需要予以纠正。之前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东扩不是针对俄罗斯的敌意，但是，俄罗斯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导致俄罗斯对此并不认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讲，俄罗斯如何想，比自由主义者如何想，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更大的影响。

对特朗普而言，妥善调停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从敌人的角色转变为不一定友好但至少是非敌国的角色，对全球安全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相反的设想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所青睐的，即，全力以赴帮助乌克兰，迫使俄罗斯接受有利于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条件。然而，这条路的战略和战术代价是巨大的。

从战术层面而言，如果北约不愿意亲自下场面对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俄罗斯，那么单独依靠军援乌克兰要取得迫使俄罗斯接受条件的结果，难度很大。这不仅会导致数以十万计的军人与平民的伤亡，也会导致美国、欧洲将有限的资源过多地投放在此，也逻辑地暗含着重塑俄罗斯政治的“雄伟设计”。从战略层面而言，将俄罗斯推至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利于全球安全秩序，也不利于美国对抗唯一挑战者的战略需要。

如果放弃这一选项，那么在实现俄乌和平上，选择是有限的。乌克兰可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损失，以求换取宝贵的和平，来建设自己破碎的国家，让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对俄罗斯不追求彻底击败它，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其从敌国转变为非敌国，同时允许其重新进入国际秩序。在这一路线图下，要调停战争，言语（如公开发表媒体会喝彩的强硬言论）不重要，对左右两边施压以创造和谈局面重要。特朗普政府坚持不公开谴责普京总统，应视为实施这一方案的配合举措。

目前俄乌和平尚未实现，但时隔3年之后，双方第一次坐上了谈判桌，乌美矿业协议也已经达成，5月19日特朗普与俄乌两国总统通电话劝和。应该说，目前的状况离开和平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与3个月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第三，是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地区。在此处，美国必须集中几乎全部资源来应对真正的挑战，即面对全球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国防预算、强化军队建设、追求军事技术的断崖式领先、重塑全球经贸秩序（参见本专栏4月初的文章“自由贸易已死，对等贸易将升”），成为一种必然。

好消息是，按照特朗普中东演讲的精神，美国与东方大国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充分空间，即，遵循了美国历任政府的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反对战争。这与中国的立场是拉近了而不是推远了。

质疑

向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回归在美国历史上不是新鲜事，然而，时移世易，特朗普的转向必然要面对巨大的挑战。从理论到现实，这一转向的风险都是巨大的。

传统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受“山巅之城”理念影响巨大。“山巅之城”的虔诚追求，往回缩通往孤立主义，不要管旧欧洲的烂事，做好美国就行；往前推通往布什式“邪恶帝国”论，誓言将自由福音带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山巅之城的信仰，都是美国磅礴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年前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国内政策上继承了保守主义的传统，但在国际事务上，却接过了自由主义的衣钵。这也难怪，众多的新保守主义者不过是被社会现实痛打过的自由主义者，而福山曾经是新保守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气味浓重的派别，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丝滑地接入了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符合自由主义的口味。

而特朗普的国际新秩序，是对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直接否定。这一新方针，不再热心改造别国，呼应了孤立主义诉求，但也不是退回国内闭门自己过，仍旧具有管理全球安全秩序的诉求，只不过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态度。这样的转变没有先例，自然也会面临重重挑战。

具体而言，在如何应对中东、俄乌、太平洋等现实挑战之外，从理念上讲，存在两个重大问题。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双边主义行动，悬置了过去70年的多边国际安全机制，令欧洲等传统盟友不满，被批评为瓦解了盟友对美国的信任。这一软实力的丧失，可能从根本上瓦解美国管理全球安全秩序的能力。对此，特朗普政府多少有点儿不以为然。所谓的软实力，并不应该以媒体声音为衡量。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的演讲，不顾外交礼仪，直截了当批评欧洲各国政府在文化道路上的歧途难返。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争取欧洲传统盟友的信任与支持，既不抱希望，也不看重。事实上，最近20年来，随着欧洲工业能力与军事能力的下滑，欧洲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行动贡献不大。

反过来说，多年徒劳之后，欧洲确实是在特朗普政府施压之下，在两个重要方面向美国要求妥协：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5%。未来，美国能否在丢失部分盟友信任的状况下，能否以一己之力推行预定议程，是一个重大考验。换言之，抛弃多边安全秩序，拥抱差序安全秩序，是否可行？

其次，当美国不再依据自由主义理念看待全球安全秩序问题，过去1个多世纪多少人为之奋斗的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是否遭到了背叛？特朗普拒绝谴责明火执仗的入侵者、与各国显然算不上民主选举的统治者握手言欢、对巴拿马、格林兰等地的声索，都加重了人们的怀疑。问题是，自由主义者对国际丛林性质的道德否认，并无助于纠正这一状态。过去数十年，对姿态、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青睐，恰好是很多悲剧、或者好心的糊涂虫造成悲剧的主观原因。特朗普新秩序放弃干预各国内政，但却会对各国的外部行为提出要求，例如，调停刚果战争、调停俄乌战争、迫使胡赛武装停止袭击商船等，并非完全的孤立主义取向。

说到底，对特朗普主义派系的保守主义者而言，历史并未终结，自由主义者不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构想，对全球各国进行“手术”与改造，而需要尊重各国作为自然演绎与持续博弈的生态系统这一现实。这样的世界当然是不道德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各国政治尚未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不是政治家在讲台上如何演讲。新秩序下的世界仍会充斥诸多不公、暴力与战火，但考虑到过去数十年自由主义干预主义的惨痛失败，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政策框架会导致更多的不公、暴力与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