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Z『s Untold Story: The Rise, Fall, and Redemption of Binance』s Founder；编译：一只鱼 CoolFish
在本期 All In Podcast 节目中，Binance 创始人 CZ 深入探讨了他的个人成长历程、从麦当劳兼职到创立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业之路，以及在面对挑战时所学到的宝贵经验。他还分享了对加密货币未来的展望，以及他对成功、财富和人生意义的深刻见解。
早年经历与教育：CZ 在加拿大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曾兼职麦当劳，后在麦吉尔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并在东京和纽约从事金融交易系统开发工作。
all-in 加密货币：2013 年接触比特币后，CZ 坚信其潜力，卖掉上海公寓，全身心投入加密行业，即使在熊市中也坚定持有。
创业与挑战：创立 Binance 的经历充满挑战，他强调了韧性、适应性、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坚守原则的重要性。
对成功的定义：成功不仅仅是金钱，更包括健康、家庭、时间自由、价值观、贡献以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金钱只是幸福的一个维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更多的金钱并不能带来更多快乐。
人生建议：你不能太笨，但也不需要特别聪明。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原则、价值观、 情商等等因素同样重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只要每天稍微突破一点，让自己保持在 120%、110%、130% 的状态区间。若能坚持三十年且运气不错，你很可能取得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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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ath: CZ，欢迎来到 All In 播客。我想把时间拨回到最初，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并不像他们应该的那样了解你的背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是，你早年在加拿大的成长经历与我非常相似。你曾在麦当劳打工，而我在汉堡王。但在那之前，你的父母是在 1989 年左右从中国移民出来的，那是怎么发生的？
CZ：我父亲其实早在 1984 年就去加拿大读书了。他基本每年能回来看我们两次，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加拿大。
他当时是一名教授，先是作为交换生去了多伦多大学，几年后转到了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我们当时正在申请移民。在那个年代，拿到护照其实非常困难，通常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我们大约从 1985 年左右开始申请，拿到护照就花了大概两三年。
Chamath: 指的是中国护照？
CZ: 对，中国护照。拿到护照后，还得再花几年时间才能拿到签证。当时的流程就是这么漫长。1989 年之后，拿到签证变得容易了。但最难的部分始终是护照，在那之后，政府很难再签发新的护照了。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之前就拿到护照了。所以在那之后，随着签证政策的放宽，我们反倒顺利拿到签证。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母亲带我去美领馆排队——当时是美领馆代办加拿大的事务，或者是他们在一起办公。
那是 1989 年 8 月 6 日，我们在美领馆外面排了整整三天的队。为了排队，我们甚至在那儿露营，每三个小时就要轮换一次人。我母亲、我姐姐和我轮流排。那是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
Chamath: 你当时只有 12 岁。那些事件、那些讨论，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你的世界观？
CZ: 说实话，从意识层面来看，在那一刻可能还没有。但我当时住在大学校园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是中国最顶尖的四所大学之一。我周围全都是大学生，他们比我大七、八、九岁，我经常听到他们在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我只有 12 岁，没有深入参与，但这些声音肯定在我的潜意识里留下了一些印记。
Chamath: 搬到温哥华后感觉如何？你当时会说英语吗？
CZ: 温哥华非常棒，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国家，到处都是绿草地，空间极其开阔，生活水平很高，连水果看起来都更饱满。我在高中学过两年英语，但当时一点都不流利，基本不太会说。
Chamath: 当时你父母的工作情况如何？他们过得辛苦吗？
CZ: 我父亲当时在读博士，他每个月大约有 1000 加元的津贴。我们当时住在 UBC 专门为有家庭的学生提供的教职工廉租房里。那是一个很小的公寓，只有两间卧室。我母亲在中国原本是数学和历史老师，但因为语言不通，她在抵达加拿大的第三天，就去了一家制衣厂做缝纫工。她在那里干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七到十年，拿的一直是最低工资。
Chamath: 这听起来和我家当年的处境简直一模一样。我 14 岁时有了第一份工作，你也是吗？
CZ: 是的，我 14 还是 15 岁时开始在麦当劳打工。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温哥华的最低工资是 6 美元，但麦当劳对雇佣青少年有特殊豁免，只需要付 4.5 美元。我在 14 岁生日那天就去申请了，一周后我就开始在后厨翻汉堡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Chamath: 你不是那种早熟的技术天才，整天泡在编程里钻研计算机科学吧？还是说你就是？
CZ: 不，我不会那样形容自己。 我觉得自己是个技术男，我学习计算机科学。 高中时我就对编程感兴趣，但我不是那种编程奇才，不是那种真正的天才程序员。 我觉得我算是个不错的程序员，职业生涯中写过一些不错的代码。 大约在 28 到 30 岁时，我脱离了纯代码工作，开始做更多的业务开发、销售等等。 那大约占了我职业生涯中的八年时间。
Chamath: 所以你就是一个努力适应加拿大的普通移民小孩。 你朋友多吗？
CZ: 是的，我有很多朋友。
Chamath: 只有亚裔朋友吗？
CZ: 都有，亚裔和非亚裔的朋友都有。 实际上在我们学校，大多数亚裔只和亚裔玩，但我比较例外，我也有白人朋友，我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光非常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我觉得那些年真正塑造了我，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我通常是个很快乐的人。
Chamath: 当你没考上滑铁卢大学，不得不「屈就」去麦吉尔大学时，你感觉如何？ 这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蠢吗？
CZ: 事实上，我姐姐去了滑铁卢。 我当时在滑铁卢、麦吉尔和多大之间纠结，但我知道我不想留在温哥华上 UBC，我想去不同的城市。 实际上 UBC 给了我录取通知，但我就是知道自己不想去那里。 当时我非常尊敬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建议我，你可能想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医生的生活好、社会地位高。 我听了她的建议，去学了生物，而滑铁卢并不是那种以生物见长的学校。
所以我去了麦吉尔。 不过一个学期后我就决定：不，生物学不适合我。 我要转计算机科学。
Chamath: 你的大学生活典型吗？暑假会去找很棒的工作，还是只是个平凡的大学生？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负担学费的？
CZ: 我每个暑假都打工。 暑假打工，学期中也兼职。 所以我没有欠债，我坚持毕业时不能背债。 第一年我从我爸那拿了大约 6000 加元，第二年还是差一点，我姐姐给了我 300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拿过家里的钱，完全自给自足，毕业时没有学生贷款。 我非常幸运，但我确实每个暑假都在工作。
Chamath: 你从麦吉尔计算机系毕业了？
CZ: 其实我没从麦吉尔毕业。 我在那读了四年。 大三时我得到了一个实习机会，大四时又得到了一个，然后实习期不断延长、延长、再延长。 我就没有回到麦吉尔。 后来我发现申请日本的工作签证需要学士学位，当时是 2000 年，正值互联网泡沫顶峰。 于是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在线教育项目，并在那里拿到了学位。 所以从技术上讲，我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
Chamath: 你的哪份实习让你开始在那里长期工作的？
CZ: 我的实习是在东京。 从大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做编程工作，我在一家叫 OriginalSim 的公司写过模拟软件。 大三时我进入了日本东京的一家叫 Fusion Systems Japan 的公司。 他们正在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Order Execution Systems）。
Chamath: 那是一家在加拿大设有办公室的日本公司吗？
CZ: 不，我去了东京。 那其实是一群美国人在东京开的公司。
Chamath: 你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冒险，我要去东京住一个夏天。
CZ: 是的，我当时还是个大学生，住在东京简直像做梦一样，非常有趣，而且东京感觉像是来自未来。
Chamath: 你写的是什么样的软件？
CZ: 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 也就是那些流转订单、驱动交易的软件。 基本上和今天驱动币安运行的软件风格一致。 实际上我参与的所有软件开发都不涉及决策环节。
Chamath: 所以你初次接触时，不是那种「哇，太酷了，这太有意思了」的感觉？还是更像是「好吧，公司让我写这段代码，我理解原理，那就照做」？是被这个领域吸引，还是纯粹因为工作需要？
CZ：最初纯粹是工作需要。那时候我还太年轻， 当时根本不了解各行各业的差异。入职后公司分配的项目是开发数字影像存储系统——不是 iPhone 相册那种，而是尼康的医疗影像系统。但很快发现公司核心产品其实是订单执行系统。
我参与了这个项目，后来它就成了我职业生涯的主线。 我喜欢这个领域，因为它需要深厚的技术功底。一切都围绕效率展开——追求极致速度，实现最低延迟。这种追求深深吸引着我，效率驱动是我潜意识里的驱动力。
Chamath: 在高频交易中，这种对低延迟的追求是如何在代码中体现的？
CZ: 有几个层次。 第一层是让软件本身高效快速，移除所有数据库查询，全部在内存中完成。 还要减少任何形式的额外计算，简化风险检查。 更高级的会用到 FPGA 这种网络芯片卡，这样就不必经过处理器，往返延迟可以从 100 微秒降到 20 微秒。
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那家公司，它成功了吗？
CZ：成功了。那家公司就在 2000 年前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了。金额大概是 5200 万美元，这笔钱相当可观了。
Chamath: 所以，那时候你是不是就意识到—等等，这里有机会？还是发生了其他事情？
CZ：不是，当时我还太年轻，才二十出头，按日本说法是「上班族」。那家公司被收购后，母公司和原公司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冲突。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并购未必能成功。 两家管理层不断冲突。后来这些合伙人另起炉灶创办了 Building 2 公司。不过这次我没拿到分文，但其他合伙人赚了不少。他们租了间豪华办公室，结果公司只撑了一年就倒闭了。这说明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成功。 事实上，他们耗费巨资打造豪华办公室，却毫无收入来源。公司最终在 2001 年倒闭。
CZ: 2001 年初，我正寻找新工作。当时彭博社正在招聘，这发生在 911 事件之前。我其实在 9·11 前就收到了录用通知，当时我还在东京，而彭博社在纽约。 911 发生后，我打电话问：职位还在吗？你们还想让我去吗？他们说：你还想来吗？我说：想。 于是我在 2001 年 11 月去了纽约。 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还是做同样的事。
我以高级开发者的身份加入，被分配到一个叫 Tradebook Futures 的团队。这个团队刚组建不久，他们开发了一个系统，让用户能在彭博终端上交易期货。但之前这些功能分散在不同系统里，后来整合到这个团队负责。
Chamath: 你当时在追求什么？稳定性？为什么选择彭博？因为纽约还是什么原因？
CZ：我当时还只是个年轻人，大概 24、25 岁吧。想体验不同领域，摸索人生方向。我知道自己经验不足，没法自己创业。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小公司工作，只有 200 人左右。而彭博社当时有 3000 人。 对我来说那已是大型企业了。公司有豪华办公室、鱼缸、免费餐饮等各种福利。我以高级开发者的身份加入，遇到几位优秀上司，两年内三次晋升。最初带领 60 人团队，后来团队扩大到 80 人左右，我便开始担任管理职务。 我不再编写代码，开始负责管理。
Chamath: 然后你辞职去了中国？ 怎么发生的？
CZ:：2005 年初，我在日本认识的朋友想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当时在亚洲，讨论过东京、上海或香港。他们说上海很可能是未来金融科技最活跃的地方。我们本该选香港的，后来香港确实更热闹。我们一共六个人去了上海，四个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我。 我是唯一会说中文的人。
Chamath: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CZ: 我们的想法是将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带到中国，服务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所。
Chamath: 所以你们创立公司时——这算是你的首次创业。你们当时是抱着「好，干就完了」的态度吗？
CZ：基本上是这样。
Chamath: 你们当时是否考虑过股权分配？比如股权结构表之类的问题？还是单纯觉得「太棒了，马上行动」？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CZ：其实不是六分之一。当时核心成员大概持股 39% 或 40%，剩下的五个人均分。所以当时我只有 11% 股份，根本不了解，根本搞不清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但就这样去了，当时我是团队的初级合伙人。抵达中国后，我开始接触潜在客户——毕竟我会说中文嘛，于是开始和潜在客户洽谈。 我去找经纪人洽谈，后来发现我们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WFOE），而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不被允许与外商独资企业合作的。
我们在上海创办公司后才发现这个情况，于是公司转型为向任何公司提供任何 IT 系统，什么都干。我们初期有不少汽车行业客户：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汽集团都是我们的客户。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开始服务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等金融机构。公司规模就这样扩大了。公司做到了 200 人的规模，我离开时它依然很稳健。 我在那干了八年，直到 2013 年离开。
Chamath: 作为初级合伙人，你们直接分红吗？
CZ：是的。不过实际分红不多，我把大部分积蓄都再投资回公司了，一分钱都没兑现。但几年后公司稳定后，合伙人薪资足以供孩子们上国际学校，我们都拿到了六位数的年薪。
Chamath:到目前为止，这些经历完全看不出你会去创办币安。
CZ： 完全没有，当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Chamath： 那么 2013 年、2014 年的时候，你大约多大？
CZ： 2013 年我 36 岁
Chamath： 所以，你依然是一个拿薪水的上班族，是那个项目的初级合伙人，一切进展顺利，孩子们在上私立学校。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
CZ： 后来我接触到了比特币。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CZ，你得看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 我开始研究它，大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完全理解。 那大约是从 2013 年 7 月开始的。
Chamath： 那是因为你读了白皮书，然后心想「我得再读一遍，再读一遍」，还是因为别的？
CZ： 差不多是这样。 而且当时还有比特币论坛（Bitcoin Talk）。 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些。
Chamath： 那个向你展示比特币的朋友，是你的同事，还是在上海随机认识的朋友？
CZ： 是个朋友。 我们没有业务往来。 他的名字叫 Ron Cao。 我猜他现在经营着天际创投（Sky9 Capital），当时他在光速创投（Lightspeed Ventures）担任中国区的董事总经理。
Ron Cao
我们有一个私人扑克局，大家玩得不大，一群奋斗中的创业者对阵风投。风投们有钱有时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在一次牌局中，Ron Cao 说：「CZ，你应该看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 我说：「ok，比特币」 于是我们聊了一会儿。
当时李启元（Bobby Lee）也在场，他那时候在沃尔玛工作，刚准备辞职加入 BTC China（比特币中国）担任 CEO。 作为那笔交易的一部分，李启元邀请了 Ron Cao 作为光速创投的代表进行投资。 那是在 2013 年 7 月。 我心想，看来这两个人对比特币是非常认真的。
Bobby Lee 左
CZ： 第二天我和李启元一起吃了午饭，他说：「把净资产的 10% 投进比特币吧。虽然有很小的概率会归零，那你也就损失了 10%；但更有可能的概率是它会涨 10 倍，让你的净资产翻倍。」 我心想，「听起来相当靠谱。」于是开始认真研读白皮书，花了整整半年时间。直到 2013 年底，我才真正下定决心准备入场。但就在那时，比特币的价格从 2013 年年中的 70 美元飙升到了 2013 年底的 1000 美元。 它已经涨了超过 15 倍。
Chamath： 当时你是什么感受？
CZ： 我觉得我来得太晚了。 我心想：「真希望我能早点入场。」 但事实是，无论你什么时候进入比特币领域，你总会觉得自己来晚了。 因为你交谈的每个业内人士，买入的时间都比你早。
Chamath： 当你在学习它的过程中，有没有和上海的社群交流过？
CZ： 上海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圈子。 基本上我当时愿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比特币感兴趣的人交谈。 我在台湾有几个朋友，他们当时在台积电工作，后来辞职尝试做比特币挖矿芯片。 虽然那个创业项目没能成功，但他们是我当时交流的一群人。
还有另一群人主要是矿工。 有个叫「神鱼」的人，他在中国很有名，是个大矿工。 他直到今天还在经营 F2Pool（鱼池）。 他们在杭州，也常来上海和我交流。
神鱼
CZ：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2013 年 12 月左右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会议。 我飞到那里见到了所有人。 当时行业里的精英都在场，大概有 200 人。 Vitalik（以太坊创始人）在那里，Matt Roszak、查理·李（Charlie Lee，莱特币创始人）也都在。今天也还是这帮人。
当时正值「丝绸之路」创始人罗斯·乌布利希（Ross Ulbricht）被捕。 媒体都在大肆报道比特币只是毒枭使用的工具。 但当你去参加那个会议时，你看到的是一群小年轻、一群极客。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比如你可以和 Vitalik 交流，他非常随和。
Chamath： 当你做这一切的时候，还在原来的公司兼职吗？
CZ： 是的，那是在最后阶段。
Chamath： 你可以告诉你的合伙人：「嘿，伙计们，我要去拉斯维加斯玩几天，很快回来。」
CZ： 基本上是这样。 回来后我就对合伙人们说：「我们应该做一个比特币支付系统。」 因为当时 BitPay 是行业的大玩家，他们在 2013 年刚筹集了 400 万美元。
Chamath： 所以你当时想做一个中国版的 BitPay。你的合伙人一定在想：「你在胡说些什么？」 到了那个时候，你依然没有买入任何比特币吗？
CZ： 没买。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 1 枚比特币。 当时也就值 1000 美金。
Chamath：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
CZ： 于是我告诉我的合伙人，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遇到过最重大的机遇 。当时我意识到，在我这辈子遇到了两项根本性的技术：第一个是互联网，那时我太年轻，没能参与太多；第二个就是比特币 。当时我 35、36 岁，我不想错过它 。我觉得这种机会下次再出现可能要等 15 年，也就是现在的 AI 。所以对我来说，目标非常明确：我必须在这个行业做点什么 。
我告诉合伙人我要辞职，去比特币行业工作 。同时我也需要买入比特币，但我没多少现金 。于是我说：「我打算卖掉在上海的公寓，全部买成比特币」 。卖房花了几个月时间 。
Chamath： 所以你卖了房之后是租房住吗？
CZ： 当时我卖了房，我的家人也搬回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租房住，而我经常在上海出差，那也是我开始和家人分居两地的时候 。那套房子卖了大约 90 万美元，接近 100 万 。房款是分批到账的，每到账一笔我就买一笔 。第一笔买入价是 800 美元，随后比特币价格一跌再跌，跌到 600、400 美元，我的平均买入成本大约是 600 美元 。
Chamath： 不可思议。所以现在你持有比特币仓位，但依然没有工作
CZ：其实我当时也在找工作，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只找比特币行业的工作 。从我辞职到最后敲定工作，中间大概只隔了两三个星期 。
Chamath： 谁雇了你？
CZ： 我先是李启元（Bobby Lee）谈过，他想雇我 。但随后 Blockchain.info 出现了，Roger Ver 把我介绍给了他们 。我是 Blockchain.info 团队的第三号成员 。当时前两名成员是创始人 Ben Reeves 和刚被聘为 CEO 的 Nicholas Carey 。由于 Ben 想保留 CTO 的头衔，我的职位是工程副总裁 。我加入了他们，并飞到伦敦北边三小时路程的约克（York）待了一段时间，摸索该做些什么 。
Chamath： 进展顺利吗？
CZ： 并不太顺利 。我们将团队扩大到了 18 人 。后来 Peter Smith 加入担任 CFO 想要融资 。当时 Coinbase 刚完成了 3000 万美元的融资，那是当时的大新闻 。后来 Peter Smith 设法运作成了 CEO，把 Nicholas Carey 推到了产品经理的位置 。公司文化发生了变化，于是我辞职了，我招聘的很多开发人员也跟着离开了 。Ben Reeves 卖掉了大部分股份，几个月后也走了 。我在那里只待了六七个月，虽然结果不理想，但我学到了很多 。
CZ： 比如，Ben Reeves 说我们不需要公司，不需要办公室，所有人远程办公，且全部用比特币付工资 。这些经验我后来深度应用到了币安 。我还学到了游击营销。当时 Blockchain.info 是行业最大的用户平台，拥有 200 万个钱包，比当时的 Coinbase 还多 。而他们全部的营销手段就是在 BitcoinTalk.org 论坛上的一个帖子，Ben Reeves 就在那个帖子里回复用户 。这让我意识到，通过游击营销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
CZ： 离开后，何一将我招进了 OKCoin 。何一当时对我说：「你为什么要给一家钱包公司打工？你的经验应该是处理订单执行和交易所」 。于是我加入 OKCoin 担任 CTO
Chamath： 那时有竞争吗？
CZ： 在我入职的过程中，BTC China 又找了我 。当时 OKCoin 给我 5% 的股权，而李启元开出了 10% 。结果 OKCoin 在三小时内就跟进了这个报价 。我最终决定去北京加入 OKCoin 。何一当时只有 1% 的股权，她招我进去是作为更高级别的合伙人。我在 OKCoin 只待了大约八个月，这也没持续太久 。
Chamath： 为什么？
CZ： 还是文化差异，有些做法我无法认同。比如简单的促销方式：他们宣传手续费折扣，但用户必须主动申请才能享受。这种宣传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尽管他们如此宣传。诸如此类的小问题。
Chamath： 那么我们是如何从那里走到币安这一步的？
CZ： 2015 年，几位老同事想在东京做一个比特币交易所，因为那是门头沟（Mt. Gox）倒闭一年后，日本市场出现了真空 。就在我决定离开 OKCoin 的当天，两名开发人员来找我，说他们也辞职了 。于是我们三人决定做点什么 。
CZ： 我担任 CEO 拿大头股份，负责融资 ，用自己的积蓄给他们发工资，我自己一分不拿 。我们很快做出了一个 Demo，下载了一个开源的交易所系统，稍微改了改 UI 。
Chamath：你们直接分叉开源项目？这就是币安？
CZ：不，我们没说这是币安，这发生在币安之前。我全程保持透明，明确说明：这个演示版是两天内赶出来的，目前只能展示概念验证，并非最终产品。就是这样。 当时我们有个脚本抓取 Bitfinex 的市场数据。Bitfinex 当时算是大型交易所。我们直接复制了他们的订单簿，订单簿实时闪烁显示交易动态，演示效果非常生动。
投资者看到后都惊叹：哇，这技术真厉害。 但这不仅是演示。当他们提问时，我能给出深度解答。比如问我「如何构建高速交易所架构」，我就能详述内存匹配、数据库识别等所有学到的技术原理。所以提问时我能深入剖析。 我的专业知识就在那里。对吧。他们当时说：「这项技术很酷，但你在日本运营比特币交易所不会成功，因为你不会说日语。」他们建议我把这套技术卖给现有的交易所，因为日本很多交易所技术很烂 。
两周后，我们就和一家交易所签了合同，他们预付了 18 万美元（总价 36 万） 。这让我终于不用再自己掏腰包发工资了 。于是我们转型成了软件服务商，也就是「交易所即服务」（SaaS）
Chamath： 很多人认为伟大的公司诞生于灵光一现的瞬间，但你的故事更像是不断地磨合、学习、尝试，这种非显性的迭代最终才催生了结果。
CZ： 没错，我认为多数人理想化了创业过程。他们厌恶其中的艰辛，却又向往其结果，就像 Facebook 或微软的故事，大学辍学在车库里写代码，然后突然就成功了 。但现实中，币安或特斯拉的成长历程也充满艰辛。你必须尝试无数种不同路径，而且成功并非始于显而易见的方向。所以我认为那三家是特例，它们从创立之初就一帆风顺。
Chamath：所以让我们回到创业时刻，你们在授权软件
CZ： 我们的软件外包业务做得很好，两年内签约了约 30 家交易所客户，这是一个收入非常稳定的 SaaS 模型 。但在 2017 年 3 月，中国政府关停了我们的大部分客户 。到了 5 月，我们意识到必须转型 。
CZ： 5 月底，我手下的三个人想模仿做一个币币交易平台 。我当时看到一个叫 Yang Linke 的人，他曾是比特币中国的合伙人，他发了个 ICO，10 天就筹集了 1500 万美元，而且他当时只有一份文档和网站，连产品都没有 。我想，如果他能行，我也能行 。
Yang Linke
CZ： 原本我们打算走风投路线，但看到 ICO 的热潮后，我在 6 月中旬决定：我们也做 ICO 。2017 年 6 月中旬我去参加会议，全场都在谈 ICO。所有人都对 CZ 说：你必须搞 ICO，必须搞 ICO。 于是六月中旬，具体是 6 月 14 日，我召集团队决定启动 ICO，着手撰写白皮书。
Chamath：当时你在比特币圈或加密货币圈——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其他地区——是否已小有名气？
CZ：我确实有些知名度。 当时在区块链资讯网工作，很多人认识我。那平台当时最火。 在 OKCoin 任职期间，我担任 CTO，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还负责管理非英语 / 非中文市场的国际业务——毕竟团队里没人比我英语好。所以我在圈子里确实有点名气。
Chamath：当时要搞 ICO 确实需要点名气或背景。
CZ：没错。但这正是早期入行者的优势——参加几次 200 人规模的会议，第二次出席时人们就认识你了。到第三次，大家就会说「哦，你是专家」，「你已经是行业老手了」。
Chamath： 谁买了币安的 ICO？
CZ：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具体的买家是谁 。从用户分布来看，ICO 购买者中可能有 80% 到 90% 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国际买家参与。数据显示大约有 2 万人参与了 ICO
Chamath： 所以即便中国交易所被取缔，ICO 当时还是允许的？
CZ： 不，当时 ICO 并未被禁止。让我澄清一点：我们服务的交易所客户主要是邮票交易平台，而非加密货币交易所。加密货币交易所三月时并未被禁，是在我们启动后才被叫停的。
Chamath：你们真是走钢丝般精准，你们卖掉了公司多少股份？
CZ：我们只是推出了 BNB 代币，不参与股权分配。完全不涉及股权。我们卖掉了 60% 的代币，筹集了大约 1500 万美元 。
Chamath：你们最初为 BNB 代币设计的代币经济模型是什么？
CZ：我们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最核心且能快速落地的是：持有 BNB 的用户在币安平台交易时可享受 50% 的手续费折扣。但我们同时承诺：BNB 终将拥有独立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生态系统，还规划了三四项功能。
Chamath：你们当时肯定欣喜若狂吧？心想：哇，我们筹到了 1500 万美元。 现在我们要推出交易所了。但到了九月，一切发生了变化，那你们怎么办？
CZ：是的，9 月 4 日，中国政府七个不同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第一条就是中国不再允许加密货币交易所，ICO 不再允许，挖矿也不允许。我们当即决定必须转移阵地。当时虽然中国用户占比高达 30% 左右，但全球其他地区用户仍占 70%。我们评估后认定： 即使失去这 30% 用户，我们依然能生存。事实上我们生存得相当不错。最终我们重返东京。
我了解日本，了解东京。对我来说，那不是个陌生的国度。所以我提议说，咱们搬去东京吧。当时我们大概有 30 个人，大家都搬去了。
Chamath：那币安最初上线时是瞬间爆红？还是需要耗费精力寻找产品市场契合点，靠首批狂热用户口口相传？病毒式传播是怎么开始的？流动性究竟如何建立起来的？
CZ：币安的产品本身发展得相当不错，但代币价格从 ICO 发行价下跌了 30-40%，花了三周才回升。当时加密货币市场依然火热，产品市场契合度是存在的——这并非新概念，只是加密货币间的交易平台。
Chamath：那么 ICO 就至关重要了，对吧？因为持有者会想：既然我持有代币，就能享受手续费折扣。这就是选择币安的原因。但平台架构是否更优？速度和稳定性是否显著领先？
CZ：当时上线时，你能很明显发现在币安下单的速度要远超竞争平台，交易所系统的性能状况显而易见了。
Chamath：2017 年那会儿，你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哪些？
CZ：当时最大的是 Polonex 和 Bittrex。 还有几家中国平台，当时有火币、OKEx、OKCoin。西方市场有 Coinbase，Gemini 那时还没成立，是后来才出现的。Bitstamp 和 Bitfenix 当时也在，不过现在规模都缩小很多了
Chamath: 你现在 40 多岁。 币安正处于疯狂增长中。 你是如何内化这种成功的？你会对自己说「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这类的话吗？
CZ: 是的，确实有一些非常超现实的时刻，你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比如有一次我问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她报了一个数字。 我说：「这太疯狂了，我们不可能赚这么多。你确定吗？」 她说：「我确定。」 我说：「这个数字肯定不对，我们肯定是差了一个数量级。」 然后我们反复核对了两遍、三遍，结果是正确的。 那太疯狂了。
还有一个时期，在 BNB 价格回升的三周里。 当时 BNB 的发行价大约是 10 美分，一度跌到 6 美分。 然后我们宣布了何一加入的消息。 之后的两三周里，每次我睡觉醒来，代币就涨了 20%；开完会出来，代币又涨了 20%；甚至去趟洗手间回来，它又涨了 20%。
Chamath: 那感觉一定快得让你恍惚：等等，我突然有钱了？
CZ: 这个其实来得稍晚一点。 2018 年初，也就是币安运营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福布斯》（Forbes）把我放到了封面上。
Chamath:当时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让你上封面
CZ: 其实我也不清楚。 但当时《福布斯》正在做加密货币特辑，而且他们已经用上了 Vitalik 摆酷手势的照片。所以他们邀请了我们，联系了负责公关的部门——当时其实是何一的团队，四五个姑娘组成的团队。何一说《福布斯》想做专题报道并拍摄照片，我觉得你该去。我当时抗拒得很，但她们说我们是新品牌。 《福布斯》还能帮我们提升品牌知名度。我就说行吧，去吧，于是去拍了照。那是我人生第一组写真，当然有人给我化妆，第一次化妆。
福布斯封面 左 cz 右 Vitalik
Chamath: 那么 CZ，金钱是什么？它重要吗？ 当你在 40 多岁赚到大钱时，金钱意味着什么？
CZ: 我认为当时我年纪足够大，经历过几件事。第一，我年纪大了。四十多岁了。不像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整天跑兰博基尼、 狂欢派对。我老了，不适合那些。再者，我的性格相当稳定，不会为外物过度兴奋。还有一件事（并非炫耀），我从勉强财务自由到登上《福布斯》封面。
当时我恍然：等等，我到底有多富有？连自己都不清楚。翻开钱包时，感觉毫无变化。 《福布斯》封面？对我来说毫无改变。可人们说：你看，现在你可能是亿万富翁了。我心想 「我真有亿万身家？感觉不像啊。」就连一个月前，可能不到一个月，当时我们离开中国去日本时，我订了经济舱。他却说：「不，我们该升舱商务，这样能躺着睡。」我心想，「嗯，有道理。」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有这种习惯。当你持续赚钱时，比如从 100 万变成 1000 万，你可能会想买辆豪车；到 1 亿时，你可能想买艘游艇什么的。但到 10 亿时——我可没经历那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只是从相对还行，到突然登上《福布斯》封面。 游艇之类的东西。到十亿时——我没经历这种阶梯式过程。我直接从相对普通的生活跃升到登上《福布斯》封面。所以没养成太多那种消费习惯。
Chamath: 现在这意味着什么？你是十亿富豪还是百亿富豪，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CZ: 我觉得金钱有两点作用：第一，照顾好自己，有食物和住所，这其实只需要很少的钱。真的，满足这些根本不需要太多。人们常被各种复杂概念迷惑，但生活本不需要奢华。所以这些我确实拥有，我过着虽非奢华，但相当舒适的生活。
Chamath: 抱歉，那指的是什么？
CZ：你看我家，客厅差不多每月都会漏水，因为房子太老了。但就目前来说，这房子现在对我来说尺寸正合适。漏水时修修就好。这种事实际还在发生，上个月就漏过。人们总以为我住豪宅，甚至还有更疯狂的。我住的房子大小合适，能容纳所有的家庭成员。我买的是二手房，转手过三四次的老房子，不过地段绝佳，大小合适、功能齐全，偶尔东西坏了也无所谓。
Chamath：你觉得这是因为务实，还是单纯不为外表动心？
CZ：我只看重功能。功能到位就行，不求华丽，不在乎风格。 颜色无所谓，闪闪发亮的金饰也无所谓。只要实用就行。
Chamath: 你会不会突然感到不安？
CZ: 并没有。 我知道自己的弱点并学会了应对。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傲慢的人。 我通常非常冷静，情绪波动很小。 这种心态让我能处理很多问题。
Chamath: 你觉得你曾在某个阶段对增长上瘾吗？
CZ: 我倒不会说对增长上瘾，但确实对工作着迷。这份工作本身确实充满成就感，回报丰厚。 我基本每天要参加 20 多场会议，包括预约的电话会议或线下会议，外加各种突发事务，还要回复推特上的用户提问。但这份工作极具价值感——那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既非源于金钱，也非来自增长。
Chamath: 所以，具体是什么呢？ 有些人总盯着滞后指标。比如营收是滞后指标，对吧？营收和利润只是结果，反映的是六个月甚至一年前的状况。你的领先指标是什么？那些真正能反映系统健康状况的北极星指标？
CZ:我认为核心指标是日活跃用户数。不是交易量，也不是营收。只要持续服务更多用户，就是在创造价值。我坚信产品价值体现在用户需求上——只要有人愿意使用，即使营收为零也具有价值。 任何被广泛使用的产品，用户基数越大，价值就越高， 这始终是我的核心理念。虽然你可以优化短期收益，追求短期利润，但可能因此丧失长期增长潜力。我坚信从长远来看，当大量用户使用你的平台时，价值才会真正形成——不仅是为自己创造价值。 你同样为用户创造价值。人们选择使用你的产品，正是因为其中蕴含价值，对吧？这便是我始终遵循的北极星。更重要的是，当数亿用户选择我们时，我们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因此我认为：若用户愿意支付费用，必然是因为我们创造了更高价值。
Chamath: 这种快速增长也有其代价，比如其中会掺杂坏人。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会是个严重问题的？
CZ: 我记得是 2018 年的元旦，那时我们成立才五个月，但已跃居交易所榜首。一名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人员联系了我，发邮件说需要我们协助追踪黑客——那些可能转移了 EtherDelta 被盗资金的犯罪分子。 EtherDelta 是 2017 年运营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后来遭遇黑客攻击而倒闭。这位美国政府雇员发邮件联系我们时，我不知如何应对——毕竟没人熟悉与执法部门打交道的流程。于是我召集了几个人一起商量如何提供信息。 事后我问他是否能推荐一些能未来对接执法部门的人才。 他推荐了人选，但对方在美国本土。当时我们没有美国实体，无法在美国雇佣人员。 所以我们只能放弃这个人选。但关键就在于此。那就像元旦当天，我意识到这类事情必然会更多地发生，我们需要聘请有执法部门合作经验的人。
Chamath: 这种压力后来逐渐升级。快进到后来，拜登政府指控你们的核心在于—哈马斯之类组织在利用币安平台，而你们监管不力。
CZ：是的。关于这一点，我可能受法律限制无法详述认罪协议等细节。我虽非律师，但始终避免涉及法律问题。不过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态度相当敌视——他们公开宣称要对加密货币开战。 所以看到新政府 180 度转变真是可喜可贺。这对美国有利，对世界也有益。我不会责怪前任政府，但他们确实缺乏认知。
Chamath: 你认为他们为何如此敌视加密货币？
CZ：归根结底是恐惧未知。 我猜他们内心深处存在某种顾虑：别动摇现有金融体系、银行等既得利益者。这些行业对他们施加的游说压力想必也很大。
Chamath: 从 2018、2019 到 2020 年，你们逐渐站稳脚跟。 后来你们在 2019 年于美国设立了实体。当时为何有此必要？
CZ：2019 年有新闻报道美国政府——用我的外行话讲——在追查 BitMEX。当时 BitMEX 和 Bitfinex 都上了新闻。 我记得美国政府冻结了它们约 6 亿至 8 亿美元资产——当时它们市值才 40 亿美元，这笔钱占比相当大。后来美国政府还以储备金不足为由起诉了它们。 看到这些新闻后，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正在关注这个行业，必须尽快完成注册。我咨询了多位法律背景的朋友，大家普遍认为应该在美国以注册实体形式运营。
于是我们注册了币安美国。这是独立实体，独立部署，独立匹配引擎，独立流动性池。币安美国自成立之初就受监管。2019 年、2020 年、2021 年，整体运营都很顺利。
Chamath: 到了 2019 年、2020 年，一些其他的角色开始露头了。 SBF 和 FTX 开始崛起。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你们曾经拥有他公司的大量股份
CZ：我们曾拥有他们 20% 的股份，但一年后就退出了，我们并未长期持有。我记得是 2019 年 1 月在币安新加坡会议上初次见面。当时 FTX 尚未成立，SBF 经营着 Alameda。他们在新加坡水族馆举办了庆功宴，水箱里还有潜水员举着标语牌。他们当时是币安的大客户、大交易员。 几个月后，他们建议合作搞个期货平台，提出六四分成，我们拿大头。 我当时考虑过替代方案——毕竟我们拥有全部用户基础，而他们当时一无所有。本想提议 95-5 的分成，但觉得这样不太礼貌。毕竟他们仍是交易商，仍是 VIP 客户。所以我们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们是大型交易商，但币安当时也是新平台，并非深耕多年的老牌交易所。他们只运营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后来他们带着更优厚的条件回来了——大概是夏天那会儿， 我们依然拒绝。
后来他们在 11 月再次带着极其吸引人的条件回来，随后 FTX 上线了。当交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他们表示：我们基本能按这个价格给你 20% 的份额。于是进行了代币置换——用 BNB 换取 FTT 代币。我们获得了首批 FTT 代币。
但交易刚完成不久，我就不断从朋友那里听说 SBF 在美国华盛顿圈子里诋毁我们。我当时就想：得了吧。 他们还做了些其他令人恼火的事。他们给能接触我们 VIP 数据库的客户经理开出五倍薪资。结果那姑娘跳槽第二天，我们的 VIP 客户就接到电话，说在 FTX 能拿到更优惠的费率之类。我当即联系 Sam：能不能别这么干？ 我们可是你们的股东啊。但与此同时，他却提议：「CZ，能在加密货币活动上安排一对一访谈吗？」好吧，我们是投资者，愿意帮忙推广。我其实希望行业里有多家交易所成功，这样我们就不会总被针对。 但总有人说不行。我总听到各种负面评价，诸如此类。所以一年后，大概是 2021 年初，我们发现他们宣称以 320 亿美元估值融资。我们当时想：为什么不退出呢？
实际上，我们的投资条款里有对后续融资的否决权。 明白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阻止他们融资。但我不想动用这个权利。于是我提议：要不我们退出，然后展开竞争？于是我们讨论了退出方案。 交易最终敲定并完成股权转让是在 2021 年 7 月。这比他们出现问题整整早了一年半。当时我们并不知情。
Chamath: 有传言说他们很多问题都是在你卖掉股份后才出现的，似乎两者存在关联。你肯定听说过这些传言。
CZ：这种说法完全不属实。另外，由于行业竞争特性，即便身为股东，我从未要求他们提供财务报表。我属于非常被动的投资者，投资时从不干涉对方业务。我们有期货平台，他们也有期货平台。所以我尽量保持距离，让他们自主经营。
Chamath: 至于 FTX 事件，大家热议的焦点有两点：其一是赔偿方案对部分 FTX 持币者（特别是持有现金的用户）不够理想；其二是这些投资在事件后的价值评估问题。你如何看待事件后续影响？这是否反映了整个行业或加密货币的普遍问题？
CZ：我不太理解整个破产流程是否公平。网上信息很多。另外坦白说，州政府正与我们打官司，试图追回一年半前我们获得的部分资金。 所以能评论的内容可能有限。不过重申，我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确实听闻一些投诉，比如部分中国用户不符合资格等等。不过据我所知，由于加密货币升值，按美元计算他们现在资金充足。即便当初持有加密货币的人，现在可能获得更多收益。
Chamath： 在币安，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复杂的？我是指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CZ：他们开始向我们索要信息，我们一直都在配合提供信息。 那大概是在 2021、2022 年左右。 到了 2022 年底，气氛变得更加敌对。 2023 年初，情况变得很明朗：我们要么达成某种协议，要么他们就会起诉我们。 事情变成了谈判。
Chamath： 作为当事人，你如何处理这种压力？当律师告诉你可能面临起诉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CZ：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必须依赖很多人的建议。 对我来说最难的部分就是缺乏经验，没人经历过这种事，你经历过一次后这辈子都不想再碰了。 如果你雇了一群昂贵的律师，他们各有专长且意见不一，每个人都想表现得自己才是那个做决策的聪明人。 而且他们习惯花大量时间分析，毕竟他们是按时长计费的。
我不是说他们不道德，他们确实想做好工作。但结果就是扯到各种支线，把你拖进不同方向。这对我来说最麻烦。 如果有人能明确指出：这三件事必须聚焦，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当时我们法律团队实力薄弱，成员年轻，缺乏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这始终是个棘手问题。
Chamath： 那个阶段整个团队在哪里？
CZ： 我们分散在各地。 2023 年我大部分时间在阿联酋，往返于阿布扎比和迪拜。 压力非常大。 我处理压力的方法就是看最好和最坏的情况。 最好情况是交罚款达成暂缓起诉协议（DPA），事情结束。 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试图把你投进监狱。
Chamath： 但当时你其实可以待在阿联酋，那是一个非引渡国家，对吧？
CZ： 是的，这也是另一个最坏的情况：如果你不能达成协议，你选择抗争并留在阿联酋。 那样你的旅行就会受限，哪怕去另一个非引渡国家，也可能面临国家间的秘密交易。 我不想成为那种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我也不想给给我公民身份的阿联酋政府添麻烦。最坏的情况就是，你不去那里，他们起诉你，然后把你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
Chamath： 最后的协议是如何达成的？
CZ： 谈判持续了一年多，基本上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个律师开会。 我从律师那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司法部）对这种案子表现出如此大的敌意」。
Chamath：到后来你会变得麻木吗？还是会持续将它放在心上？ 你会想「为什么偏偏是我」吗？没有怨恨，还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应对？
CZ：这需要循序渐进，其中有几个阶段特别艰难。比如谈判中遇到某些关键点，你必须说「我们只能拒绝」。就像—— 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方案。对方不肯让步，而我确实无法同意，所以只能说不。
随后有几周时间悬而未决，你完全不知会发生什么——如同炼狱般煎熬。他们随时可能提起诉讼，这取决于他们的选择，而你已经明确拒绝了。 有过好几次这样的阶段。在这几周里，你心里想着：好吧，我不能去任何地方。可能得习惯这种只待在一个国家、处处小心翼翼的生活。说不定某个边境会拦下未公开的密封起诉书。有趣的是，两周后他们突然回来了，说：我们可以重新谈判。 这时你不禁想：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根本是种谈判策略。
对我或任何处境相似的人而言，沉默才是关键。
对承受这一切的人来说，这种事一生只会经历一次。你毫无经验，这关乎你的生命。 他们可能对你发出密封的红色通缉令。而这将是你永远要面对的生活。他们不会——这类通缉令可能悬而未决数十年。对他们而言，这是日常工作。但我想他们足够聪明，知道两周是最佳时限。因为超过这个期限，你就会习惯这种状态。 等他们回来谈判时，你肯定会拒绝。就像在说：看，我早就习惯了。若让当事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有趣），所以可见他们在心理战方面相当娴熟。
Chamath： 这在心理上极具挑战性。你是如何说服自己接受最终条款的？
CZ：经过多轮谈判，我确认了一项违反银行保密规定的指控，即注册失当，属于联邦重罪。性质严重。但历史上无人因此入狱。
Chamath：抱歉，这个指控更偏技术层面。它与媒体（至少在美国）呈现的认知有何关联？媒体报道强调的是洗钱、协助他人犯罪、未履行 KYC 义务及反洗钱措施缺失，而实际指控内容却截然不同？ 这两者是否存在关联且性质相当？还是说公众认知与实际指控存在脱节？
CZ：我并非律师，在此声明仅为外行观点，可能存在偏差。我的理解是：
第一层级是违反银行保密法，即未履行注册义务。 简而言之，你们为美国用户提供服务却未在美国注册为金融服务公司。你们未向相关监管机构申报「将接纳美国客户」，这就是第一层违规。
此外，你们还存在 KYC（客户尽职调查）和 AML（反洗钱）流程不足的问题。所有操作流程都存在缺陷。这构成另一层问题——即便未注册，也必须建立 KYC 等 AML 流程。人们常以为这是非黑即白的标准，但实际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执行质量：采用何种系统？如何开展风险评估？配备多少人力？标准操作流程如何？细节其实非常繁杂。更关键的是——据我理解——在于是否知情并协助了恶意交易。比如反洗钱程序存在漏洞未能拦截所有黑钱，但你对此并不知情。对吧？这并非蓄意协助犯罪，而是系统不够严密，相对而言较为松散。 是的。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而另一种情况是：明知交易有问题却仍予以支持。比如查理·施拉姆曾为丝绸之路的罗斯处理交易，对吧。
我自己完全不经手任何交易。这根本不是我的领域。所以他们说：币安，KYC 和 AML 审核很松。这些指控我们都能认同。 司法部还想增加两层更严重的指控（指控 3 和 4），称我个人协助了非法交易。 但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 因此这两项加重情节被法庭直接驳回。但在赴美前，我们决定同意在法庭上就此展开辩论。 我不愿涉及保密谈话内容，但出发前我了解的情况是无人入狱。受惩罚最重的 BitMax 创始人 Arthur Hayes 仅获判六个月居家监禁。对比该案，他与客户存在更直接的互动，而我的参与程度远低于此。 基本上我在币安不直接接触客户。我通过推特与用户互动，但不涉及币安后台运营这类事务。因此我相当有信心，我们应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
Chamath： 你飞到美国，走进法庭。发生了什么？
CZ： 那天早上我去了西雅图市中心的法庭。法官问我：「你理解这一段吗？」我只需要回答：「理解，理解，理解。」
CZ： 真正的博弈在于保释条件。 我的律师争取让我回阿联酋等待三个月后的宣判，地方法官一开始批准了，但政府竟然对保释条件提出了上诉。 两周后，法庭裁定我必须留在美国，不能回家。我的律师说，在他四十年的执业生涯中，从未见过保释条件被上诉的情况。 两周后法院裁定支持政府，我被扣在美国。就这样离家三个月。
我获得了在美国境内旅行的自由。心想既然困在美国，不如到处走走。我姐姐在美国有处住所，我就住在她那儿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四处游荡，纯粹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三个月后，政府又要求再延长三个月。所以我不得不在美国多待三个月等待。
Chamath：那时候你的孩子们至少能来看你吗？
CZ：没有，我没让他们来。
Chamath：所以整整半年没见到他们？
CZ：是的。其实是一年没见。到了 2024 年 4 月 30 日宣判那天，政府竟然要求判处我 36 个月监禁，这超出了所有法律指南建议的最高刑期两倍。 甚至在宣判前五天，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还在电视上公开向加密货币「宣战」，并给司法部写公开信。在法庭上，法官先是说了我很多好话。 但接着他说了一个「但是（But）」，那一刻我知道情况不妙。 最终，那两项严重的额外指控被法庭驳回了，因为我确实没有接触过具体的交易，但法官还是判了我 4 个月监禁。
Chamath： 当你听到要坐牢时，你怎么想？
CZ： 起初很难接受，我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 媒体都在报道我是美国监狱史上最有钱的人。 监狱顾问告诉我，由于高关注度，我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头号目标。 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成了我当时唯一的考虑
CZ：你会接触很多监狱顾问——他们通常是前狱警或前监狱长。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确实坐过牢，但当时是在监狱里工作。 他们不是囚犯。还有一类人确实进过监狱，但作为囚犯服刑。 你和这些人聊过之后，就能了解监狱是什么样子。该交朋友吗？不该交朋友吗？你会得到各种建议，比如有人第一天就对你特别热情，千万别收他们东西，因为他们以后会索要十倍的回报。 要是拒绝了，他们就会捅你之类的。我听过各种建议，但归根结底只能亲自去面对。
我了解到美国监狱体系极其庞大——两百万人关押在监狱里，美国政府每年在监狱系统的开支甚至超过教育经费。 由此可见美国监狱人口规模之庞大。全美 50 个州各自拥有独立的监狱体系，既有州立监狱也有联邦监狱，每座监狱都像座微型城市。我曾关押的监狱就有 2200 名囚犯。 就像个小城市。每座监狱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等等。我收到过不少建议，但多数并不实用。入狱后只能随遇而安。
Chamath：你说 4 月 30 日被判刑， 那何时开始服刑？
CZ：宣判时你并不知道会被分配到哪所监狱。法院会提出两个建议，随后你通常会收到通知函。无论你当时在酒店还是其他地方，都必须在指定日期报到。比如我这种情况，法官裁定无需监视居住，这很特殊。 因此我无需报到。只需等待寄往姐姐家的信函——那是我向法院登记的地址。
事实上，司法部在申请中要求对我实施「预先羁押」，即戴上手铐押送。我猜他们是想借此拍照作宣传。但法官表示：此人既无逃亡风险， 既无潜逃风险，也不危害社会。我不会这么做。事实上法官还补充一句：他无需监管——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个极有意思的法律条款。正因如此，我服刑期满后既无缓刑也无假释，更无需接受监管。
Cha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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