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困局下美国选择投资加密资产 中国重社保全缴

Jessy，金色财经

周四，特朗普颁布行政命令，推动401(k) 等退休计划投资另类资产，这些另类资产包括私募股权、加密资产等等。

目前401（K）计划管理着9万亿美元的资产，全美已有超过9000万人在用该计划。此前该计划以投资一些低风险的资产为主，如国债、共同基金等等。

市场测算，如果 401(k) 计划仅将 2% 的资产配置至加密货币，就意味着约 1700 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流入——相当于现有加密现货 ETF 和上市储备市值的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8月1日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任何员工与雇主之间不缴社保的私下约定无效，并自9月1日起强制实施新规，对逃避缴社保的用人单位追责和罚款。

中美两国两国政策方向不同，但都是为了应对养老金体系的压力。

金色财经下文，详细分析了美国的另类资产入401（K）的背景，以及对于加密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对比了在养老金困境下，中美两国不同的实践。

美国养老金困境：401(k)为何需要另类资产？

在美国退休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障（联邦退休金）虽为基础，但普遍仅能覆盖基本生活支出，许多中产家庭依赖401(k)这类补充性养老金计划来支撑退休生活质量。

401(k)就是美国雇主帮员工开的一个长期养老储蓄账户，享有税收优惠。员工可以把一部分工资先不交税，直接存进这个账户投资，等退休了再取出来花。雇主会准备一份投资清单（一般有20-30只基金），员工自己决定投多少工资进去（比如6%），再从清单里选基金、分配比例。工资会自动扣，雇主通常还会帮你“加码”——比如员工投多少，雇主补一半，当作福利。

401(k)作为由雇主提供、员工自愿缴纳并享受税收递延优惠的个人账户型计划，一度被视为个人自主积累退休财富的重要手段。

然而，现实却令人担忧。最新一项调查显示，由于通胀、医疗费用上升等因素，仅约三分之一的401(k)参与者仍相信自己能够实现退休目标，低于去年的43%。同时，州与地方公共养老金普遍面临数万亿美元的未偿付缺口。例如各州级养老系统累计承诺支付6.3万亿美元养老金，实际资产仅4.9万亿美元，缺口近1.4万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推动引入另类资产的逻辑显得更清晰——在低利率和通胀压力的环境下，传统投资难以拉高资金增值，迫使政策转向“更高回报的资产”。另类资产（如私募股权、房地产、加密货币等）虽风险更大，但其潜在收益和分散资产相关性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养老金管理者。例如，美国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CalPERS）计划向私人市场追加超过300亿美元投资，当前公共养老金对另类资产的配置已从2001年的14%提升至2021年近40%。

通过行政命令打破监管障碍，让401(k)参与者也能选择更丰富、收益潜在更高的资产，政策支持者们将其视为“民主化金融机会”。

钱不是立刻马上流向加密资产

以前401(k)的投资清单里没加密资产，这次是政策首次打开大门。有观点认为，哪怕401(k)只掏出2%的零花钱，加密市场也能立马多出1700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现有加密现货ETF和上市储备总盘子的三分之二。

不过这些钱并不是立刻就能流入加密市场，这些钱预计至少还有半年到两年的落地周期，首先是劳工部先出细则，明确401(k)怎么投另类资产、比例限制、产品披露等。然后服务商设计符合规则的基金产品，把加密资产纳进去。最后是雇主决定要不要把这些新基金加入投资菜单，雇员再决定要不要配置。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加密现货ETF能够被纳入的可能性最高，因为其受到监管，流动性也较高。

但是，对于该政策，批评者也提出了警告警告，认为大部分另类资产存在流动性差、费用高、透明度低、估值难、市场退出慢等问题，可能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者难以及时取回资金。此外，监管框架下对于受托责任的评估标准是否能有效保护普通投资者，也成为当下的舆论的争议焦点。

中美两国养老金均为“三支柱”，但结构和发展阶段存显著差异

养老金的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困局。在美国宣布另类资产进入401（k)时，中国也调整了社保政策。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明确拒绝社保缴纳的任何“私下约定”无效，自9月1日起，将严格追究违法用人单位责任。这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制度保障，更是从政策源头确保养老金资源稳定流入的一步。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统筹型结构，由国家通过强制缴费建立资金池，并集中管理支付。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及地方财政压力等挑战，“扩大资金来源”成为重要手段之一。

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意图清晰：通过法律强制机制，修补制度漏洞，确保缴费基数真实、缴纳足额，从而提升资金池规模，应对潜在人口结构挑战。

美国和中国的养老金都是“三支柱”模式，均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共同承担——政府主导的强制的养老金、企业为员工提供的补充养老金、个人储备的养老金。

但是两国之间这三支柱的资金规模有着明显的差别，在美国第二、三支柱（401k和IRA）总规模非常庞大，是资本市场重要资金来源。在中国第一支柱规模最大，第二、三支柱规模相对较小。并且，在美国，在第二、三支柱中，个人通常有较大的投资选择权，可以决定投资组合，并且已经成为多数人养老金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中国个人投资自主性相对有限，尤其是在企业年金中。

这或许也正因为资金规模占比的不同，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在针对养老金困境时，不同的政策方向：特朗普想办法提高第三支柱中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和范围，而中国则是想办法保证第一支柱的资金池的稳定。

同样的，相比美国依赖市场化收益刺激，中国更关注保障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这背后也反映两国制度基础的差异：中国在养老体系中强调社会保障与公平性，由国家主导管理；美国则倾向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

美国和中国，一个强调投资自由与个人责任，一个注重制度刚性与集体保障。面对养老金困局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题方案。